2023年4月20下午，中华文化传承传播名家讲坛（第三十一期）以“线上+线下”联合方式成功举办。本次讲座的主讲嘉宾为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近藤一成老师，讲座主题为《〈文天祥——集体记忆的形成〉的研究意义》。讲座由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所长陈广恩教授主持，由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邹迪博士翻译。

讲座伊始，主持人陈广恩教授介绍了近藤一成教授、邹迪博士的学术经历及学术成就，同时讲述了本场讲座的具体背景，并对参会的师生表示热烈欢迎。

讲座主要围绕“宋代科举社会”和“集体记忆中的文天祥”两部分展开。

在“宋代科举社会”部分，近藤一成教授用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《平安帖》等书法作品的鉴赏者作为引入，指出书画鉴赏能力是对宋代士人基本能力的一项要求。其后，近藤一成教授对宋代科举社会的概念做了解释说明。唐代以前，士庶之别大抵相对固定且具备实际形态，自科举成为区分标准，士庶之别的内涵变得具有流动性，最终催生出一大批界于士大夫与庶民之间的中间层——士人。科举将酝酿社会结构变革的能量转而引向了实现社会流动化的方向，同时兼具让落弟者接受现实的作用。直到清朝，科举始终发挥着超越王朝更替，使传统社会体制不断实现再生产的功能。接着，近藤一成教授对北宋的科举改革做了梳理，探讨了北宋士人的规模及其所享有的优免权，分析了蔡京天下三舍法等科举改革难以为继的原因。

在“集体记忆中的文天祥”部分，近藤一成教授由“宝祐四年科举登第者”中谢枋得、陆秀夫、黄震、胡三省和田真子五人在王朝鼎革中的不同政治抉择引入，从而指明：文天祥本人的救国行动没有获得任何成果，却被后世视为“忠节大义”“民族英雄”，成为共同的集体记忆。其后，近藤一成教授对“集体记忆”这一概念做了解释。“集体记忆”系由法国社会学者莫里斯·哈布瓦赫提出，它指的不是从外部视角加以观察的过去，而是在连续不断的时间流动中自内部记忆和传承的过去。接着，近藤一成教授对文天祥殉节而“忠”，成为“对群体来说最重要的记忆”的原因展开了探讨。

近藤一成教授从文天祥的著作与文集的编撰入手，分析了文天祥形象的形塑过程。他认为，元代是文天祥集体记忆形成的第一阶段。这一阶段，文氏族人积极编撰文天祥的著作、文集，对文天祥形象的传播和士人的接受认同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当时的士人多通过肯定宋代科举成效而肯定文天祥，但元代尚未出现祭祀文天祥的专祠，这说明集体记忆中的文天祥形象尚未定型。明代开始出现祭祀文天祥的专祠，集体记忆中的文天祥形象逐渐成型，士人笔下对文天祥的描写不再强调科举得人，而是强调文天祥“忠”的一面。这一形象直到近现代仍有深远的影响。文天祥形象的塑造者，从幸存的文氏直系子孙、族人，渐次扩大到庐陵士人，再到江西出身的官僚、基本也是整个中华世界的中坚——士人层。无论是哪个时代，他们都是构成王朝体制的核心。 

讲座最后，主持人陈广恩教授谈了自己的感受，近藤一成教授与听众展开了亲切交流，深入浅出地解答了同学们的问题。